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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亚游戏玩法 - 台湾眷村走出的明星们:林青霞、邓丽君、罗大佑

2020-01-11 11:14:10   【浏览】3027

环亚游戏玩法 - 台湾眷村走出的明星们:林青霞、邓丽君、罗大佑

环亚游戏玩法,作者|周冉

50年代,台湾新建的眷村光复新村。许多眷村的名字包含着怀念大陆或者光复大陆的政治涵意

在四面竹篱笆的拥挤空间中,左邻右舍的爸妈吆喝着各家孩子回家吃饭,南腔北调混杂在一起。听着《四郎探母》的老人家,泪眼婆娑地哼着“我有家归不得”。这是赖声川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中的一个段子,讲的是台北市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

眷村的故事被一再搬上舞台和银幕,得益于这里的人才辈出。眷村出明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究竟是为什么,没人能说清楚。有人说,眷村里的爸妈来自五湖四海,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自然漂亮,眷村子弟基因好。有人说,眷村人没田地,家族没有根基,那时候要想出人头地,要么功课好,要么只能当明星。

被誉为台湾娱乐教父的王伟忠来自嘉义眷村,他的父亲1949年从北平南苑机场,跟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到青岛,之后来到台湾。

国民党要撤退时,王伟忠的爸爸妈妈只有十几岁,也没结婚,经过艰难地说服,王伟忠姥姥才最终同意两人远去台湾。临走前,姥姥拉着伟忠妈妈的手,去跟所有的街坊邻居讲,我家闺女不是偷跑,因为时局乱,没来得及正式办婚礼。妈妈跟姥姥轻描淡写地说,“去台湾玩玩,很快就回来。”这个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小姑娘没有想到,这一“玩”就是40年。直到1988年,王妈妈才有机会回到大陆探亲。

年少的王伟忠,他是地道眷村出生、长大的孩子

王伟忠是地地道道在眷村出生的孩子,小时候喝百家奶、吃百家饭,常常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站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讲以前在大陆的故事。这些桥段后来都被他原封搬到话剧舞台上。

那时候眷村的房子都是临时搭的,很多人都不买家具,房子称为“克难房”,主要是以竹篱、石灰、瓦片作材料,因此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竹篱笆眷村。王伟忠说,刚来台湾时有一个口号叫: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大家都在等“老总统”把他们带回家乡,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王伟忠记得有一个杨妈妈,到台湾十年后才架起床,一边架床一边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过世,王妈妈趴在床上哭着念叨:“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在电视剧《婉君》中饰演老二周仲康为大陆观众熟悉的演员徐乃麟,爸爸本来没当兵,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青帮成员,专门做贩盐生意。国民党军败退之后,他们一家人跟着部队一路南逃,稀里糊涂上了去往台湾的船。那时候别说老百姓,一般士兵也是不准带家属的,按说徐乃麟一家应该被赶下船,但恰巧他们遇到一个好心的尉官,让徐乃麟的妈妈冒充他的家属,徐爸爸就顶替一个伙夫的名字,一家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成了眷村成员,一住就是40年。

期间徐爸爸几次开小差,又几次被抓回去,东躲西藏,最后随身携带的黄金也被偷了,只好又回去乖乖当兵,一家五口挤在五坪(一坪约为3.3平方米)米的房子里,徐乃麟也成了真正的眷村子弟。

歌手万芳的父亲来到台湾时只有21岁,他没有想到自己那一别竟与母亲成为永诀。“那个下午,父亲听闻奶奶早已过世的消息,我还很小,看着父亲逆光的剪影,第一次听到爸爸哭。那时父亲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叫着奶奶的名字。爸爸现在80多岁了,说到这些,还会常常流泪。”从小在家里,爸爸喜欢妈妈做菜的时候多放一点糖,“因为那是家乡的味道。离家的父亲,会觉得那样才好吃。”

眷村女儿邓丽君小小年纪便已是舞台上的明星

思乡情切是第一代眷村人最显著的标签,但是到了王伟忠这些眷村二代人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乡愁意识了。贫穷,才是这些所谓台湾四年级生最深刻的童年印象。“贫穷到什么程度呢,眷村的爸爸什么都是自己来。那时候村里只有公用浴室,公共厕所,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爸爸用水泥洋灰自己砌了一个浴缸,在外面捡了一大堆没有打磨的瓷砖贴上。然后就喊说:‘小伟忠,过来洗个澡给爸爸看看。’结果洗完以后我身上被剌得一条一条的伤。我爸就摆出北京人的那副傻笑,说嘿嘿,没关系。”

台湾演员邰治源说他小时候没什么理想,唯一的愿望就是当个败家子,可惜那时候家里太穷,没有什么东西可败。他曾经和朋友聊天时无限遐想地说,如果家里那时候有田地有房子,“我一定会败得非常漂亮”。邰治源的爸爸是少尉,家里住的是石头房子,地上是用小石子铺成的,蹲在地上随便抠起几颗出来,泥土就露出来了。

比王伟忠爸爸砌浴缸更有魄力,邰治源老爸当年找了一切关系,花了2万多块,盖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厕所,30多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但是这个违章建筑很快就遭到警察的强拆,邰治源老爸不仅要请警察喝酒,最后甚至动用了在情报局的朋友,总算保住了自己的厕所。

少不更事的胡一虎完全不能理解父辈心中的“ 外省人”心结

1967年出生在台湾左营眷村的著名主持人胡一虎记得,眷村孩子的衬裤有很多都是米、面袋子改做的,有时上面还印着“××公斤”。同学们之间开玩笑就会互相问:“今年穿的衬裤是几公斤的?”

为了养家糊口,不仅眷村的大人们有副业:踩三轮、做外卖、刺绣、洗衣、摆小摊……小孩也从小就帮家里做工补贴家用。圣诞灯、马达线、火柴盒、缝手套、勾皮鞋面,六十年代,眷村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个小工厂。

胡一虎说,他们一家7口人,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在家里开了一个“家庭美容院”,“记得我姐姐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帮客人洗头发了。”

眷村家里的大女儿出去唱歌的、做吧女的有很多,红起来的就去海外发展当明星,没有红的就嫁人,邓丽君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邓丽君的家先是住在屏东眷村,后来随着父亲的换防举家搬到芦洲新村。邓家经济条件不好,在芦洲国小读书时,调皮的同学经常搞恶作剧,把邓丽君的头发绑在椅子上,等下课她起立时发出惊叫。邓丽君的成绩中等,算数比较差,总是不及格,那时候她老觉得自己笨,也很自卑,直到自己的唱歌天赋被发觉。

邓爸爸的朋友李成清那时在康乐队拉二胡,带着6岁的邓丽君在课余时随着康乐队到处劳军表演,赚取酬劳,这对家境贫寒的邓家是不小的补贴。后来,甜嗓子邓丽君在校内的各种游艺会、晚会上成了风云人物。邓爸爸每天清晨,都用自行车载女儿到不远处的小河边,迎着朝阳练声。邓丽君的成名曲《小城故事》唱的就是那时候的生活回忆。

1980 年初,刚出道的罗大佑(左)与张艾嘉、侯德健(右)在录音室练唱

在胡一虎的印象里,眷村的疆域是封闭的,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眷村人没有大事不出村子。每逢重要节日,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吃“山东大馒头”,玩“大陆麻将”。

胡一虎8岁的时候,蒋介石去世,父亲非常难受,胡一虎没有搞清状况,被父亲严厉地要求跪下,他顶撞说:“他是谁啊?为什么要跪?”父亲拿着拖鞋劈头盖脸就打。当时他根本不明白,这位蒋先生对于父辈这一代外省人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土生土长的本省孩子,如不愿读书还可以入农、工、商职场,无土无财的眷村少年多数会选择继续升学。所以在台湾,从事科研、技术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眷村里成长起来的。但如果升学不利,眷村孩子还有另外一条路——演艺,高中毕业就入行拍戏的林青霞虽然大学没考上,却也十分成功。

林青霞出生在嘉义县大林镇社团新村。相比较其他人家,林家的生活境况要好些。爸爸林维良毕业于北平医学院,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即使是这样,家里也只有一间卧室加一间厨房,全村共用林家门前的一口机井。出名后回到大林镇旧屋探访的林青霞突然发现,在她的印象中大到无法想象,可以容纳家里五个人睡觉的大床,竟如此狭窄。她已经无法搞清,当初一家人是怎样在这狭窄的旧居里生活的。

林青霞的眷村生涯十分短暂。有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她拉着父亲的大拇指,认真地问父亲,外省是什么地方,给父亲心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原来,社团新村没有学校,得去大林镇读小学。在镇上小学读书的,大都是一些当地农民的孩子。国民党来到台湾,当地许多农民破产,原住民和外省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当时,“外省人”这个称呼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

正是年幼的林青霞这不经意的一问,竟最终促使了全家迁出社团新村,来到了台北的三重镇。因为父亲意识到,台南这种本省人集中的地方,不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惟一的办法,就是搬到外省人集中的台北。

眷村家庭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张家说话隔壁李家就能听清楚,邻里之间少不了在大杂院中传播是非,像个大家庭。公厕门口是村里人聚集聊天的地方。眷村的公共厕所很大,那时候经常有小孩子掉进粪坑的事情。小孩子们调皮捣乱,看到有人上厕所就往粪坑里扔石头,里面的人破口大骂,小孩嬉笑着一哄而散。

偷看女孩洗澡,偷邻居家食物,和小商贩扯皮,是眷村孩子最熟悉的几件事情。因为服役,眷村的爸爸很多时候都不在家,管教小孩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王伟忠说,妈妈拿着藤条皮带、拖鞋,满村追打孩子是每天都上演的戏码。

眷村的娱乐生活除了纳凉聊天,还有一项是放电影,那时候台湾开始流行琼瑶小说,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很受欢迎。眷村的空地上常有露天电影放映,甚至放到一半,片子还会烧起来,放映员不慌不忙,重新接起来继续放,中间往往落了一大截,即使是这样,眷村的孩子们也看得乐此不疲。

王伟忠还记得,眷村里第一家人买电视的时候,全村200多人围着去看的壮观场面。那时候看电视要自己举个竹竿拉天线,家里大门和窗户大敞,挤得满是人。后来有电视的人家居然把马粪纸裁开,盖个章,开始卖票。

张艾嘉1953年出生于台湾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曾任台湾新闻局局长,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社交名媛,父亲是空军飞行员。在她1岁时,父亲因为飞行事故去世。单亲家庭长大的张艾嘉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悲惨童年,她从小在台湾的美国学校上学, 13岁就去了美国念书。那时候,时尚达人张艾嘉天天穿着最流行的小热裤和超短裙,在村头村尾走来走去,“别人烫卷发,我就留一头波希米亚风格的及腰长发,别人都留长了,我就剪得比男孩子都短……是的,我总是很时尚”。

女孩们的摩登打扮自然吸引了不少男孩子的目光,但是眷村有自己的惯例。“我们不追村里的女孩,村里的女孩虽然很漂亮,像林青霞,但都太熟了。”王伟忠说他第一次看a片时紧张得不行,“从大光明戏院出来,外面烈日当空,整个人像得了高血压一样。”

1949年,不满两岁的杨德昌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台湾扎根眷村。书呆子杨德昌沉默寡言,功课并不太好,不是个讨老师喜欢的孩子。“有个老师就是看我不顺眼,天天要修理我,几乎是虐待狂……”,杨德昌回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一部有关个人经验的“成长影片”,他在以后的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倾诉了被压抑的少年生活,和被成人世界排斥的失落。

常常穿着自己设计的公主裙出席公共场合的伊能静却有一个灰色的童年,小时候家境贫穷,父亲是军人,一直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母亲生到第四个孩子(伊能静)的时候还是个女孩儿,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和母亲分手了,“我生下来没多久就再也没看见我爸爸了!”

出生后不久,伊能静就被送去眷村由养母抚养。因为养母卖冰棍,没法时刻看着她,怕她走丢就用链子拴着。周围没有年龄相仿的玩伴,伊能静小时候最常玩耍的伙伴,就是路边的狗。“我小时没有留过长头发,没有穿过裙子,没有玩过洋娃娃。”

1943年出生的陈启礼跟随法官爸爸来到台湾,少时虽然好惹是生非,却成绩优良。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台湾第一名校台北“建国中学”。当时,他所在的班近六十个同学,仅有三名“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对于这三人来说,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饭,矮小而不服输的陈启礼,更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每次下课都有台籍同学围在教室外挑衅,另两个同学根本就被打到举双手投降,只剩我一个人,每天打!”陈启礼生前曾与记者眉飞色舞地谈到此事。打架打出了名堂,中和、永和一带的外省帮派“中和帮”将17岁的他,与其余几个眷村年轻人征召入帮。中和帮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台湾竹联帮,好勇斗狠的陈启礼25岁就坐上了帮主的位置。混黑道,是相当一部分眷村少年的最终归途,但没几个人能达到陈启礼的“辉煌”。这位黑帮教父曾因参与刺杀作家江南而入狱,他的儿子陈楚河却成了如今台湾偶像剧的当红小生。

皮肤黑黑的老实人、眷村子弟屈中恒是话剧《宝岛一村》的男一号。屈中恒的家在台北县,家里有三个小孩,他最小,父亲是士官。很多年以后,屈中恒成名,有一个新盖的楼盘请他做代言人,结果,那个楼盘盖的地方,居然就是自己长大的村子,屈中恒说,“那时的心情非常复杂”。

眷村走出的名人,历数起来有长长的一大串,相似的童年经历,却造就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舞台上的那些淡淡乡愁感染了无数观众,也挽回了一段行将消失的宝岛历史,因为即使是眷村的第三代孩子们,如今也只能通过影像来温习祖辈们的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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